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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谁指鹿为马

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

中国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了新型病毒的确认、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通报,并且分享了全基因测序的信息,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古代社会不可能做到早发现、早应对;疫情确认之前,广泛暴发和大量病患死亡是新的疫情被发现的必然的过程。全基因测序更是当代社会才可以做到。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最早源于何地,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论证的科学命题。历史上,西班牙流感的起源地并非一开始就很明确,经年累月之后,这一源于美国的流感才被错误地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真正的、科学上的病毒起源和起源的地理位置往往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其传染性和危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比如,对于“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清楚病毒的具体来源。第一例MERS病人在2012年6月出现;9月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得到确认,第二年5月由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在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可以人传人。

非歧视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原则。鉴于历史和当代不断出现的教训,2015年5月,世卫组织发布《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规范了命名方法,排除不科学、不公平和带来负面影响的命名方法。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被称为COVID-19,这是权威的命名。但是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执意要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涉及多种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关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支持全球化的,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在欧共体这样的世界一体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有主权国家和一体化组织关系的矛盾和张力。在国际法上,这涉及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国际合作和一体化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相反,治理贴近基层是一种民主主张和诉求。但是,在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控、通信和外空利用等领域,必然需要国家间跨越国界的合作,这是典型的需要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流行性疾病不问人的身份、不问国家间的界线,传播和蔓延的遏止和应对成效取决于防控能力上的短板——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应对疫情的挑战,各国成功战胜疫情后更可能面临疫情卷土重来的危险。

纵观人类历史,瘟疫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各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断,社会运作变得混乱不堪,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的时候,人们可能会问,这是怎么了?一种归责的心理需求自然就会产生。责备之心和恐惧、偏见有时混杂在一起,加上谣言四起,会产生归责和情绪宣泄的需求。在迷信的时代,人们会认为瘟疫发生跟惹怒了鬼神有关。病患可能被污名化、被处以酷刑、加以迫害。现代社会,人们更能够从科学的视角看待流行性疾病,但是歧视和偏见仍然屡见不鲜。来自被视为疫区的人会被孤立、排斥甚至攻击,那里的商品和货物可能被阻拦和拒绝。

口罩本是西方国家的发明,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时间和空间里,佩戴口罩长期以来就是疾病预防的有效措施。在卫生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在今天却成了难题,有种种文化、偏好上的理由拒绝,但是在疫情防控规律上不问借口。奥地利是第一个改变立场,公布了“强制口罩令”,正式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西方国家。4月17日,奥地利官方数据显示,该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增长率为欧洲“绝无仅有”的0.8%。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逐渐改变了态度,越来越积极地对待佩戴口罩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其实各国对疫情的认识和反应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取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和COVID-19疫情越来越准确的认识,而并不完全跟不同国家的文化、个人偏好相关。实践表明,像斯里兰卡等国,作为卫生事业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时间就高度重视,表现为“不敢怠慢”和“不能有闪失”的谨慎态度,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良好效果。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因为过于自信,在不确定性面前采取了放松的态度,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所有人,不分种族,均面对这一世纪性的卫生健康挑战。基于SARS疫情在西方国家影响相对亚洲国家较小的“老皇历”,欧美国家许多人一度误认为黄色人种更容易受到冠状病毒的伤害。但是,后来疫情的发展完全打破了这种虚假的想象。

因此,信息互通和技术共享颇具价值,国际多边领导和协调机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对国际卫生法的发展是一个挑战。缺少资金上的充足保障和各国普遍和一贯的积极配合,这是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也不例外。美国作为综合国力最强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尊重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在COVID-19疫情应对过程中,动辄威胁不支付会费,任意指责该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扬言“退群”,这不是有担当的大国作为,也罔顾客观事实和法律义务。

五、疫情无对错,需要警惕、预防和杜绝围绕疫情的污名化、歧视以及诬告滥诉

从个人到集体,从一国到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疫情,如何携手战疫?笔者认为,正确看待和应对疫情,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和法律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月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

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

一、纷繁复杂的形势下,科学和法治是战疫的根本

在美国大选之前,这种法律和政治讹诈还会不断“上演”。对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我们可以见招拆招,从主张诉讼豁免,一直到最终——如果有最终的所谓不利裁决的话——主张执行豁免。我们当然要有所准备和应对,特别是要坚持基于科学和法理,予以揭露和反对。同时,我们不需要被这种无底线的法律骚扰行径困扰,更不必恐慌。

隔离是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的关键。“社交距离”的保持,进一步来说,严格的居家隔离,是有效阻隔传染的防控的重要步骤,也是标本兼治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与许多国家防控措施的区别所在。特别是,发现确诊病例后,第一时间做流行病学的调查是一项专业、系统、科学的工作,找到密切接触者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检测等措施,是减少和阻断传染性疾病扩大、蔓延的重要一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是由于声称的保护个人信息的需要、不能限制人身自由的障碍,或者是由于不具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能力和采取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做不到对确诊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导致面对疫情高发的态势,单纯应对确诊病人,甚至只是应对重症患者,在防控效果上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国国际人权文书中有在紧急状态下允许克减或者限制人权的条款。为了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秩序等的需要,对人身自由等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在法律和法理上可以找到明确的根据。

总的来说,中国坚持科学战疫和依法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COVID-19疫情还没有结束,还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和法治思维,这是中国和世界战胜疫情、有效保障生命健康权的关键。

贸然地认定病毒起源及其地理位置是不科学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表明,在其他国家自前段时间确认的首例COVID-19患者之前更早的时间内出现过感染者,时间早于中国对相关病例的发现。中国只是作为发现地国,最早拉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警报,在探索未知的疫情风险方面走在前面,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病患不多、事态有待观察的短暂时间里,中国地方政府和相关人员可能有迟疑、需要花费正确判断所需要的时间,但是中国政府派出国家级的专家组迅速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政府采取了令世界惊愕的封锁千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的决策。中国政府在此次疫情的迅速发现、基因测序方面,在认识其传染性方面,在为了阻断传染采取及时的严格措施方面,是可圈可点的。日本病毒学家岗田晴惠公开称赞中国的反应“非常厉害”。世界卫生组织也给予中国积极评价。人们可以置问,在将来未知的新型病毒的发现和应对上,各国是否可以比这一次更准确、更及时?在没有说明书和路线图的新的医学挑战面前,迟疑和弯路有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就当前的COVID-19疫情来说,欧美国家面对疫情出现的迟疑、错误和弯路少吗?相比之下,中国将新的疫情第一时间公之于世,迅速阻遏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取得的成效是,武汉市疫情最重,它所在的湖北省次之,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受害程度轻了很多。如果疫情只与中国有关,中国之外的国家更有机会比中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受疫情影响更小。

四、作为疫情的发现地国,中国为抗击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三、疫情本质上属于科学范畴,抗击疫情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尊重和顺应科学规律

在病毒科学溯源工作并未取得应有进展的情况下,美国一些政客、个别法律界人士急于“甩锅”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仓促炮制了多起针对中国的所谓“索赔”诉讼。这公然违反了美国自己的国内法和判例也承认的国家豁免权,混淆视听,转移矛盾。在历史上,没有追究流行病疫情源头责任的先例。这种做法也将完全不利于今后新疫情的发现和应对——因此一国未来可能要努力避免被认为自己是疫情发现国或者疫情的源头,非常不利于全球信息分享与合作。此类诉讼在法理和法律上没有根据,是一种诬告滥诉。更为直接地说,科学角度的发现和认识也不支持这些诉讼。必须科学寻找疫情的源头、发展和传播的状况,准确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如果疫情被证明首先发生在美国,美国没有发现和采取应对措施,用美国这些滥诉的逻辑,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美国国会有议员要专门针对中国修改国家豁免的法律,法治精神全无。但是,我们要正告美国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豁免原则不仅是国际法原则,不仅保护中国,也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原则,也是保护美国政府的。

六、疫情防控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事业

尚未结束的COVID-19疫情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间百态,可以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认知和行动上的优势和短板,可以告诉我们在与瘟疫做斗争这一永恒主题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非常有必要总结我们当下对于疫情的认识,一方面可以指引仍然处于进行时的战疫工作,另一方面更有助于我们处理疫情的“善后”事宜,引导将来的疫情总结、反思以及着眼国内和国际社会卫生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谋划,这也是应对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的关键。而树立正确的疫情观的关键,还是要坚持科学和法治的精神。

二、树立正确的疫情观,有利于正确看待和应对疫情

在应对COVID-19的方式方法上,肯定需要基于特定国家、地区及其社会的特点,但是必须看到,病毒和疾病只问自然规律,不问意识形态,不问社会制度,不问宗教文化背景,不问种族、民族、肤色或者其他个人身份。

我们所研究的法律,不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也应该是客观世界的现实反映,符合和顺应社会规律和发展趋势。当前,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但是从根本上说,应对疫情的成败取决于方法、路径是否科学。法学学者和司法工作者们也会有不同的法律认识,但是,从根本上说,法律解释和适用要符合实际,要有尊重科学和坚持法治的精神,概括地说,就是要有一种科学的疫情观。

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非洲国家就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曾表示,西方传媒报道埃博拉疫情时,以不公平眼光看待非洲,他说:“埃博拉不是非洲的病毒,应把它视作全人类的威胁。”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表示,他的国家位于东非,但外界经常把肆虐西非的埃博拉当成整个非洲的问题,好像所有非洲人都与病毒有关。

(作者:柳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因为封锁和隔离的举措,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成效是显著的。这是中国作为发现地国对于世界人民生命健康权保障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贡献。

科学认知有一个过程,不同的社会反应也直接产生影响。在个人自由和集体与全社会的生命权、健康权保障之间进行何种判断和取舍,必然影响生命权和健康权保障的结果。至今,疫情还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蔓延,能否有效地防控,本质上取决于科学认知和科学应对,并不取决于政治和制度偏好。讨论无休止,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要取得战疫的成功,必须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法律解释和适用,在“两可”“两难”或者其他抉择上,应当立足科学和实际,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乃至为世界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人间正道是沧桑,危急关头,世界各国应该更加团结,更加努力地为人类的生命健康考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危和发展计议。中国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抗疫,在克服自身困难和压力的情况下,积极地援助他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参与和推动新型国际治理的担当者和先行者。应对疫情,各国的团结和合作,刻不容缓。

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后,世界各地相继进入与疫情做斗争的阶段。疫情的迅速蔓延,对个人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对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影响,超出了人们的预计,打乱了从个人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节奏,引发了多地的紧急状态。目前,疫情仍在发展中,人类对于病毒和由此引发的疾病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局限,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态势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特效药还没有找到,加紧研发的疫苗不知何时可以研制成功并付诸临床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安全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说:“病名对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而言的确事关紧要。我们看到有些病名引起了人们对特定宗教或者民族社区成员的强烈反应,对旅行、商业和贸易带来了不合理障碍,并触发了对食用动物的不必要宰杀。这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2月27日在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时指出,疫情严重威胁着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一健康危机是对社会坚韧程度的考验,而人权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标杆。疫情首先破坏和威胁的是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它不仅仅是个体的权利,更是不确定多数的集体的权利。进一步说,生命健康是基础性、前提性的个人需求,个人或者集体因为健康权受损,影响甚至丧失的还会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工作权、人身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从权利的视角考察疫情应对很有意义,但是与一般的人权可以侧重或者局限于法律分析不同,疫情引起的危机首先是一个健康问题,本质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严谨性来对待。所以用科学精神与法律思维的结合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至关重要。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道德经》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意思是“道”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发展规律精辟概括出来了。

疫情虽然突如其来,但是绝非空前绝后。人类的历史,正是一部与瘟疫相伴的斗争史。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包括大国的兴衰、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进展和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往往受到瘟疫的直接影响。人们从历史中可以找到战胜疫情的教训、经验、智慧或者启示,也能从历史中预测到未来。不得不承认的是,未来不知何时、何地但确定还会有新的流行性疾病的侵袭。“好消息”是人类进步了,发现、应对疫情的体系和能力前所未有;“坏消息”是新型病毒和瘟疫在全球化时代传播更快,影响更广。

Comments (2)

  • Brad Bukovsky

    突如其来的疫情,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却也成为新基建的加速器之一。电子商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无人技术、机器人、健康码、直播……疫情下,基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和服务,已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如今其背后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更加令人期待。“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新基建这一概念。目前,城市空间已成为新基建的核心载体,也为新基建创造了更广阔的需求。作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在新基建的“新风口”,具有先发优势的成都高新区,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5月28日成都高新区集中发布一系列重磅文件,“新基建”成为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成都高新区建设成都5G智慧城涵养产业生态圈行动方案(2020~2022年)》《成都高新区关于聚力新基建培育新动能的实施意见》……从清晰的顶层设计,到具体的节点目标,再到实在的支持方案,成都高新区的一揽子的政策,已描摹出一幅新基建的蓝图。强调“普惠共享”:新基建的出发点是“人”“新基建将带来城市新智能、个人新体验、产业新发展。”华为数字政府业务部副总裁李琴现场指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加速新基建,实际上已成为必然之举”。新基建,待开垦的领域众多,值得深挖的机遇遍地。如何有的放矢,是城市发展新基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成都高新区关于聚力新基建培育新动能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就明确了“重点”:聚焦用户感知、数据联通、算力支持、场景应用等关键环节,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惠及政府、企业和市民。选择这些方向的“指挥棒”,文件中将其归纳为“共享普惠”。看似简单的四个字,不仅折射出当地的政策“温度”,也反映出其城市发展的视野“高度”。新时代,城市经济站上新的起点,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城市消费也逐步从“由无到有”的低质增长,过渡演进到“从有到好”的高质量升级阶段。能否有效供给市民更注重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已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突破口。而正如赛迪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城市新基建布局与发展白皮书》所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所供给的基础数字能力,是城市供给高能级消费业态与服务模式的重要支撑。聚焦“人”的服务需求,实现消费业态的转变,“是城市提升发展层级,建立具有差异性的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性工作”。强调为人服务的“出发点”,成都高新区明确将要发展的新技术,第一项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基建的潜力”。腾讯云智慧城市首席专家赵明君在发布会上指出,“但现有新基建设施的覆盖、产业的深度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迫切需要新基建的建设来释放生产力,助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2030年超过1万亿元。而“成都聚集了大量研发人才,给了企业发展数字孪生、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成都高新区本土培育企业代表,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查皓元说。去年7月,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已正式揭牌成立并落户成都高新区。在高新区最新的《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未来,当地将促进智能识别、类脑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物识别、人机交互、智能芯片、智能传感器、计算平台等核心关键技术突破。突出“市场力量”:2年5G产业规模将达千亿在众多城市的新基建“蓝图”中,5G是另一个“重点”。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同时,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对此,成都去年初出炉的《成都市5G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就指出,到2020年,要在全国率先实现5G规模商用;到2022年,建设5G基站4万个以上,实现重点城镇以上5G网络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作为成都高新产业的“热点区域”,当地高新区集中发布的一系列新基建政策中,单独为5G产业做出了谋篇布局,出台了《成都高新区建设成都5G智慧城涵养产业生态圈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其中,成都高新区进一步明确了5G发展的“时间表”:力争到2022年,成都5G智慧城初具规模,基本建成“一轴一环”成都5G智慧城起步区;5G产业链企业达300家,5G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带动成都高新区5G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基本建成5G产业生态样本区。力争经过三年努力,将成都5G智慧城建设成为5G网络全面覆盖、行业应用深度融合、创新生态系统完善、人城产高度融合、政策体系精准有效的中国5G智慧名城。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目标,离不开市场的力量。此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就建议,在加强新基建过程中,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应发挥更多作用。5月28日新基建项目发布会现场,成都高新区明确了推进新基建的“龙头企业领建、中小企业参建、金融机构助建”创新模式。“我们欢迎更多行业领军企业加入成都高新区新基建,发挥龙头示范效应,同时带动一批模式创新、特色突出、技术领先的本土企业共同推进新基建,推进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值得注意的是,为保证落地时的效果,当地还给出了极其详细的“硬要求”:“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新基建比重不低于50%”“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撬动比例不低于3倍”“支持银行、信托、券商、融资租赁、知名PE及VC等金融机构,对成都高新区新基建项目集中授信1000亿元以上”……在此基础上,成都高新区还明确将建立新基建项目“策、投、规、建、管、营、评”全生命周期推进机制,以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视“专业人才”:以公园城市吸引百凤来栖目标明确、资金到位的同时,专业人才的多寡,也是城市发展新基建的制胜关键。一组数据,直观体现了新基建领域的“求才若渴”。今年一季度,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心技术岗位,平均招聘月薪超过了万元,比全行业平均薪酬高出16.75%,“5G及人工智能相关岗位薪资更高”。纵观全国,成都相关人才的“供需”均名列前茅。一方面,《2020年新基建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各地拥有信息技术热门技能的存量人才比例对比中,四川以6.62%排名全国第五,仅次于北京、广东、江苏和上海。相关存量人才来源排名前三十的院校中,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位列榜首,四川大学等校同样上榜。另一方面,成都的人才需求同样旺盛。许多新一线城市“开始明显加速发力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招聘需求占比增加”,2020年一季度,全国招聘占比最高的10座城市中,成都排名全国第五。“有了基础配套保障,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入驻。这也是方案中提到的,要集聚一批5G高层次人才。”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天发布的文件中,成都高新区为了让人才愿意“留下来”,科创环境的保障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成为其关注的重点。紫光集团联席总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就对成都的“吸引力”赞不绝口。在于英涛看来,除了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历史文化名城、时尚之都、优美的城市环境,都是成都吸引企业和人才的突出优势。《实施意见》中,成都高新区明确将支持建设科创空间和人才公寓。不仅要“建”,科创空间还要“高品质”,人才公寓还要“国际化”。而在《行动方案》中,成都高新区也明确要“建成一批商业中心、邻里中心、艺术馆、科技馆、人才公寓、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构建15分钟生活圈,基本建成5G生活生态示范区。”更长远地,“公园城市”将成都当地吸引高端人才的一大优势。在新基建的加持下,未来公园城市,将不仅仅是绿地空间,还将成为智慧生活的新场景。成都高新区表示,将建设智慧公园城市示范点,三年投资建设8个以上智慧化公园城市示范点项目。“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成都高新区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谋划新基建的发展,是走在了时代的潮头。”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许诗军,十分看好当地未来的新基建发展。如今,成都高新区的思路已经明确,未来市场潜力将如何释放,我们拭目以待。黄名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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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d Bukovsky

      [ 从当前的抗疫物资贸易来说,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中国已向美国提供了近100亿个口罩,也就是平均向每个美国人提供近30个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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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d Bukovsky

    来源: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经济参考报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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